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

作者:王建民上传时间:2014-10-09 14:46字号:       转发 打印

     “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是当今台湾政治研究领域的三个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对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就历史发展观察,“台湾意识”最具地域性,原本政治色彩不浓,但经过历史的变迁逐渐成为具有高度政治含义的社会主流意识;“台独意识”是一种强烈追求与认同台湾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思想或社会意识,但尚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台湾意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强调台湾价值、台湾利益、台湾优先与台湾主体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台湾国家化意识”,是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成为台湾当局处理两岸关系凭借的重要民意基础与手段。

 

一、“台湾意识”的异化与“悲情意识”的强化

 

何为“台湾意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答案与解读,而且争论已久,没有明确的定论,也没有标准的答案。首先“意识”是一种哲学范畴,加上“台湾”两字变为“台湾意识”,就变为政治学与社会学范畴,是一种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则是社会存在反映,具体地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体记意”。

“台湾意识”是台湾民众对台湾(社会)的一种心理感知与认同,主要包括了地域认同、情感认同、群体认同、身份认同、政治认同等五个层次。80年代末期前后,“台湾意识”的研究曾达到一个高潮。台湾学者李秘在“‘台湾意识’论析”一文中指出,“台湾意识”可以概括为:有传统乡土的“台湾意识”,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意识”,有自觉无靠的“台湾意识”,有以怨恨恐惧为出发点的“台湾意识”,有追求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1]。也有学者指出,“台湾意识”包括了爱国性与抱怨性、反抗性与排他性、自主性与分离性[2]。可见,“台湾意识”是多元的。

在台湾社会与政治发展进展中,“台湾意识”的概念与内涵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的“台湾意识”,或者说民进党执政前的“台湾意识”更多的是一种爱乡爱土的地域情感意识,较少有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问题,也没有政治认同危机问题。80年代中期后,台湾民主化发展,“台湾意识”与“民主意识”相互结合与渗透,“民主意识”与“本土意识”相渗透,“台湾意识”开始发生异化,被注入新的内容与内涵,有了新的意义,即政治身份的认同超越地域情感的认同,“台湾意识”开始与“中国意识”产生分化与对立,“台湾意识”开始被子赋予更高的政治意义,台湾政治认同成为“台湾意识”的核心,已不再包含对祖国(中国)的认同。可以说,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因“台湾意识”被扩大,被政治化,逐渐从量的变化发展到质的变化,逐渐向“独台意识”或“台独意识”转化,“台湾意识”有了特定的政治含意。

这里要特别强调“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它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悲情意识”是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台湾民众一种痛苦经历的感受与体验。可以说近一百多年来,台湾遭遇的不幸历史,在台湾人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痛。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割台,让台湾人民有被祖国“出卖”的感觉,也是被日后民进党利用此一历史事件攻击中国大陆的重要借口。日本在台湾统治五十一年,台湾民众当“亡国奴”长达半个世纪,这是数代人难忘的屈辱经历。台湾回归祖国却未能享受回归后的荣耀与当家作主的自豪,反而是兵荒马乱,接着是“228伤痕”,随后又是国民党长期的专制统治,这些都给台湾人民造成巨大的历史伤痛。台籍学者周青在“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一文中写到,“台湾人歹命”,“蕃薯仔命苦”。这两句话反映了存在于台湾人头脑中的“宿命观”。它说明了台湾人长期以来所遭遇的悲惨处境,和所形成的灵魂深处的伤痛。这两句话,包含着很浓的“台湾意识”[3]。可见,“台湾意识”中含有强烈的“悲情意识”,至今都无法消失。日前“台独”文学家陈芳明发表的一篇文章写到,“执政后,民进党并未致力于松绑历史枷锁,反而过于沉溺在历史悲情中。民进党的领导者非常清楚,只要燃烧悲情,就必获得选票。这说明了为什么每到选战到来,民进党非得诉诸悲情不可的理由。悲情使得民进党与其支持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绑架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开始恶性循环。只要民进党越强调本土悲情,它的支持者就越向激进。民进党便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逐渐丧失自提升的能力,从而也进一步放逐民主精神”[4]。可见,“悲情意识”被民进党所利用,但过度操作“悲情意识”,也为民进党与台湾造成负面效果,不利台湾社会的和谐,不利两岸关系的改善。就在台湾参加北京澳运会时出现“中华台北”与“中国台北”名称及出场顺争议,岛内形成一种“台湾被矮化”的声音,是台湾“悲性意识”的再显,台湾奥委会官员公开表示“这是台湾悲情宿命的表现”。在今天两岸关系互动过程中,岛内处处存在“台湾被很矮化”、“台湾被子打压”等等言论,也均是“悲情意识”的反映。这足以证明,“悲情意识”不仅在今天台湾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在强化,成为“台湾意识”中最敏感、最易发酵与动员的一种社会意识,也深刻影响着岛内政治斗争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二、“台湾意识”与、本土化政策、“本土意识”之关系

 

“台湾意识”与“本土意识”是同一含义,但在两岸政治学概念上,两者又有区别。“本土意识”已不再是社会学的概念,在台湾已变为检验政治是否正确的政治学概念。“本土意识”则与本土化政策密切相关,本土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摧化作用。本土化政策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是国民党为实现政权合法化与合理化的一种政策选择。本土化政策就是一种“台湾化”政策,必然造就“本土意识”与“台湾意识”。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不久,在经历了几次“返攻大陆”失败后,其执政重心逐渐转变为“经营台湾”,就有了初步的本土化政策考虑。真正的本土化政策的明确推动则始于蒋经国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后提出的“革新保台”与“往下扎根”的施政方针。本土化政策直接强化了“本土意识”的萌芽与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早就有台湾本土化政策的大战略考虑。1971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项政策报告中提出关于台湾内部统治体制的方案,即首先要推出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而台湾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或者是“台湾人接受在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或者“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人同意一个友好的台湾独立”[5]。可以说,美国鼓励台湾本土化政策,希望建立台湾人掌握的政权,其讲的“台湾化”就是本土化。从时间关系看,蒋经国大力推动本土化政策与美国“台湾化战略”提出时间有直接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一股潮流,而且有融和之势,也成为一时台湾岛内大讨论的焦点。1987910,台湾《全民》杂志曾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所谓“本土化”系指“政府的政策、作为、设计,没有‘民主统一中国’的大陆政策,一切以本土的台湾为范围”。吕亚力教授认为本土化一词“一般理解有两层意义。一是指政府机关人事,增加台籍人士比例;二是就台湾与大陆关系而言,加深对台湾的认同,以台湾为发展中心”。大体而言,他们所提的“本土化”实质就是台湾化[6]。可见,本土化就是台湾化,“本土意识”就是“台湾意识”。

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本土化政策的推动,加快了“本土意识”或“台湾意识”的发展。“本土意识”则强化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的极致发展,就是后来民进党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与“台湾正名”战略,要彻底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建构台湾独立的新政权。因此早有学者就指出,国民党“三不”政策下的“本土化”趋势的发展,将导致台湾与大陆分离倾向的加剧[7]。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正确的,本土化发展为台湾化,再发展为“台湾国家化”趋势。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本土化与台湾化发展,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国民政府统治体系从大陆移植到台湾的“法统体制”不可能长久适合台湾;其次,从全中国选出的民意机构代表不可能永远占有席位,新陈代谢的发展,不得不在台湾本岛进行补选与改选;再次,国民党当局长期偏安台湾,宣扬台湾,对抗大陆,“污名化”大陆,自然形成台湾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认同,无意识中强化了日后的“台湾国家化意识”。也就是说,本土化政策与“本土意识”甚至或“台湾意识”是国民党统治在台湾生存、发展的历史结果之一。

 

    三、“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

  

有关“台湾意识”的讨论或争论,从一开始即从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时期起,其争论的核心就是台湾文学或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文学,就隐含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政治性问题。后来“台湾意识”大论战及“台湾结”与“中国结”的讨论,几乎全是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表现在思想社会意识或认知上,就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台湾意识”是独立于“中国意识”之外,还是“中国意识”的一部分或“中国意识”下的一种地域意识,其实是台湾与祖国的关系问题。

“台湾意识”的产生与出现,是历史的产物,是海峡两岸隔绝与对立的产物。关键在于,台湾历史发展轨迹与祖国的脱节、脱离与变化。中日甲战争失败后,台湾被迫割让日本,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五十一年,结果是台湾与祖国(中国大陆)的关系开始被割裂,“台湾意识”就开始萌芽,而且在上层社会逐渐出现亲日本的“皇民意识”。这一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使得台湾岛内一直有一种亲日情续,亲日情结,亲日意识。尽管如此,由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在台湾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这一点可以从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时,岛内民众的情绪与种种表现得以反映。然而,国共内战及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却完全改变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也改变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国民党接收台湾及退居台湾后的高压统治,不仅再次让台湾与大陆出现长达三十多年的军事对抗与不相往来,而且造成许多政治后遗症,即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与外省人的统治权力,培育了“台湾意识”,从此“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长期并存,即上层社会与外省人中的“中国意识”与中下层社会酝酿的“台湾意识”同时存在。1977年前后乡土文学大论战,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争论的典型反映。文学常常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现象,乡土文学的出现正是“台湾意识”的萌芽与发展的表现。同时,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折射为对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中国”不满,岛内对“中国意识”的排斥逐步出现,“台湾意识”进一步高涨。

80年代初出现的“台湾意识”大论战,其实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关系的大论战。这一论战已突出了岛内民众对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身认同问题,其背后就是“台湾意识”开始向“台独意识”转化。198784,《联合报》发表署名文章,讨论蒋经国关于“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问题,提出“‘植根台湾,放眼大陆’,这应该是‘本土化’争论及‘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争辩的最合适答案;认为只有这种‘本土化’涵义,即在“政治层面强调‘台湾意识’的同时,在文化层面必须同时强调‘中国意识’,才能维系台湾与大陆血脉相连的关系”[8]。显然这一时期,“台湾意识”已成为政治层面的意识,“中国意识”只能存在于文化层面,这与今天的台湾社会意识有几多相似之处。

上世纪80年代始,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及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海峡两岸军事对立关系开始缓解,间接贸易往来得到恢复与发展,两岸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代的开始。然而,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开放,并没有实现两岸的和解,而是由不相往来与军事对抗变为不对称交往与政治对立。尤其是代表“台独”势力的民进党迅速壮大,在宣扬与从事“台独”活动的同时,在岛内掀起“反中”浪潮,加上台湾本地人李登辉成为台湾最高领导者后,也搞两岸对立。在“大陆武力威胁论”与“大陆吞并台湾论”的宣传下,岛内的“中国”概念与“中国意识”逐渐被严重污名化,进而让“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逐渐消失,代表“中国意识”的祖国意识在今天的台湾已不复存在,“台湾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此时,“台湾意识”的内涵发生变化,“台独”思想与意识大大增加,而且不再包含“爱祖国”、“爱中华”意识与情愫,“台湾意识”已从早期地域、情感及包含有“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变为高度政治化及排斥“中国意识”的一种“新台湾意识”。

事实上,岛内“台独”人士一直认为“台湾意识”就是“台独意识”。被称为“台独理论家”的史明就认为,“台湾意识”是台湾本地人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意识,是与本地人反对“唐山人”(大陆中国人)的意识,是与中国意识、大中华思想相对立的意识,是“台湾民族”的民族意识[9]。可见,“台湾意识”从一开始就有不同解读与认知,未来也不会有统一的认知与标准答案。

当然,“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问题,在大陆学界是有争议的。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宋淑玉博士认为,当今的“台湾意识”主流的基础不再是“中国意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台湾意识”等同于“台独意识”或将其与“中国意识”相排斥,而应设法将“台湾意识”包容在“中国意识”之中,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相连接[10]。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11],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

 

三、“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的相互关系

 

“台湾意识”是自发生产的,是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但“台湾主体意识”则不是,它是人为虚构的,是从执政当局强调要坚持台湾的主体性及走“台湾主体意识路线”后,逐渐演变为台湾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即“台湾主体意识”。

“台湾主体意识”是一种防御性的社会意识,是针对两岸关系发展尤其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台湾产生重大冲击后而提出的一种维持台湾自主性的一种自我保护与防范意识。90年代以后,两岸经贸交流与发展迅速,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性增强,台湾当局或“台独”分裂势力担心台湾融入中国经济体系,担心所谓“台湾向中国倾斜”,担心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为此提出要坚持台湾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要与中国(大陆)完全“对等”,就是要强调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主体性,以对抗中国作为国家的主体性。

“台湾主体意识”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在李登辉倡导下,由一批“台独”学者人为建构,再通过民进党当局的宣扬与政策推动形成,并得到普及化。2004年,李登辉组织“台独”学者编纂“愿景. 台湾”系列丛书,宗旨就是“提升台湾的主体意识,确立对台湾国家的认同”。其中一本书就是《台湾主体性的建构》,由李永炽、李乔、庄万春、郭生玉等撰写,提出台湾“切离中国,独自走自己的主体之路”,强调“台湾意识逐渐取代中国意识,成为台湾民意的主流”,“台湾要主体化、一体化,必须‘去外来化’”。同时该书认为1990年后,台湾经过政权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渐形成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新制度与新政权,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台湾主体意识”就是这时候萌芽起来的[12]2005年前后,“台独”势力开始大力宣扬“台湾主体意识”,陈水扁公开强调“台湾主体意识路线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路线”。

何为“台湾主体意识”?其实就是认同台湾为一个现状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一种明显的“独台意识”。陈水扁在2006年“元旦文告”与“春节讲话”中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摆脱了历史的窠臼与政治的教条,发源于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对自我的认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运与共的体验”;“台湾是我们的国家,土地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台湾的主体属于二千三百万人民,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只有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台湾夏潮基金会董事长宋东文认为,“台湾主体意识”就是,“国家认同,在土地上是台潮金马,或台湾加澎湖,人口2300万人,视中国大陆为另一有特殊历史、文化、血缘渊源,与台湾有重要关系的地区/国家,‘外国’或‘敌国’”。他同时认为“台湾主体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但是“台独意识”的重要基础,只是可接受“中华民国”为国号[13]

“台湾主体意识”对台湾的政治认同较“台湾意识”更进一步,更倾向于“独台”,或维持台湾现状的独立,实质就是“独台意识”,但因没有明确的“台湾独立”概念,在岛内已获得普遍的接受。不论是那个政党或团体,今天已没有人否定“台湾主体意识”,而是强调“台湾主体意识”,强调“台湾主体性”,强调“台湾价值”,强调“台湾优先”。可以说,“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2006年一项调查显示,认同“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来决定”的“台湾主体意识”的支持率或认同度达81%[14]。这种“台湾主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不利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不利国家的和平统一。

 

四、“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之关系

 

“台独意识”相对明确与简单,就是在认为与认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台独思潮”与“台独意识”略有不同,它是一种台湾独立的思想意识与思想体系,然后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并生产重要社会影响。“台独思潮”起源更早,从战后就已出现,此后岛内“台独思潮”一直存在,70年代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台独意识”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它是8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民主化与“台独”活动得到重大发展之后,在台湾当局的本土化政策与“去中国化”政策推动下,逐渐成为岛内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原来不具统独意义的“台湾意识”转变为认同台湾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台湾意识”。

    依照台湾的“中华民国法律体系”,“台独意识”、“台独思潮”是一种思想与社会意识,不构成触犯法律,但一旦变为“台独”活动后,其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就触及法律,成为一种违法犯罪活动。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台独”活动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是“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从事“台独”活动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也就是说,“台独意识”是一种思想活动,是一种心理认知,无分裂国家的行为,自然不会是犯罪,但鼓吹、宣扬“台独”等活动则是一种分裂国家的行为,则触及法律,成为犯罪。

80年代中期台湾民主化浪潮兴起后,“台独”活动也开始高涨,甚至党纲中有分裂国土主张的民进党成立及其随后发起的一系列“台独”活动,已经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台湾当局却未严格依法行使(当时也象征性地采取一些打击措施),让非法的“台独”活动更加猖獗,并变为事实上的“合法化”。这时候,“台湾意识”开始出现重要变化,“台独意识”与“台独思潮”已被“台独”活动所取代。

尽管许多人认为“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但却无法回避两者的趋同性,在核心或质本问题上已很难以区别,至多只有“独台意识”与“台独意识”的差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特别强调,恳请大陆的乡亲“不要把台湾意识跟台独划上等号。台湾意识是长期在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跟的一种情感,台独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彻底割裂的一种企图”[15]。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善意想法,却难敌“台湾意识”的高度分离主义思想的发展。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让“台独”活动事实合法化,是被迫的,是无奈的,是因为“台独”活动与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国民党法统统治体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强大的民主与社会运动浪潮下,为了保住政权(背后还有美国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做出妥协。这一妥协,让“台独”活动从此在岛内不再受到任何法律制约,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台独”活动的发展与高涨,台湾领导人李登辉也受到“台独”这种思潮与活动的影响,开始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合法统治提出质疑,开始引导台湾向独立的方向发展(所谓的“独台”活动)。这时候,台湾朝野均开始迈向分裂国家的“台独”道路,并进行策略性合作。其中1991年台湾“刑法100条”的修订,等于正式在法律上承认“台独”言论与“台独”活动“合法化”,也为民进党的上台执政创造了法律条件。

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台独”从民间或在野政党的政治、社会活动,变为执政当局的大政方针,成为“政府行为”,也标志着“台湾意识”向“台独意识”的转化。李家泉教授认为,在陈水扁第二届主政期间,“台湾意识”蜕变为要求“台湾主权独立意识”[16]

可以说,目前“台湾意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学层面的地域情感意识,不再是简单地“乡土意识”,已完全转变为政治学层面的台湾政治意识,是一种“台湾国家意识”。今天在岛内,讲台湾就是指“国家”,而不是一个省,不是一个地区。称“台湾”为“我国”或“国家”,已经普及化,大众化,成为一种普扁的心理认知,也就是说今天“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已经融和,混杂一起,已难以区分,“台湾国家化意识”已经形成。

现在分析“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同时要考虑到台湾蓝绿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就泛绿阵营及群众而言,“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台独意识”已实现了融和,三者没有任何区别,仅是概念的不同。“台独”已成为他们的共识、目标与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意识”就是“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主体意识”就是“台独意识”,三者是可以用等号连接的,已没有区别。就泛蓝阵营及群众而言,“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合二为一,没有质的区别,虽然也有潜在的“台独意识”,但还未公开承认同“台独意识”。原因在于泛蓝阵营与群众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承认与主张维持现状,但不认同台湾需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或建立台湾共和国,这是与泛绿阵营或群众之间的重大差异。

 

五、几点结论

 

    就上述对“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可作以下几点补充或结论。

(一)有关“台湾意识”的三次论战。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关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争论自70年代末期以来先后有三次大的争论或大论战。第一次是1977年前后的台湾乡土文学大论战,重点讨论的是台湾乡土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关系争论的开端。被称为统派文学家与学者的吕正惠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同一营垒中战斗的不少作家,称“乡土文学”的“乡土”不是指“中国”,而是特指“台湾”,或者认为“小乡土”有台湾才是真实存在的,“大乡土”的大陆只是“虚幻符号”[17]。有学者认为,台湾岛内“独派”学者将“乡愁文学”归于“中华民族主义”,却将“乡土文学”与“中华民族主义”或中华文化割裂开来,是本土的“台湾民族主义”。第二次是80年代初期开始的“台湾意识”大论战,也是在讨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问题,以及“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的关系问题,其实已变为统独之争(其实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论)。国民党本土化政策的推动,“台湾意识”与“本土意识”开始合二为一,排它性上升,政治性增加。第三次是90年代中期开始的“认识台湾”历史教课书引起的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问题的讨论,逐渐形成独派历史观与统派历史观的大论战,即“中国作为国家主体性”与“台湾作为国家主体性”的斗争[18]。三次论战的核心或主轴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关系问题或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定位问题。

(二)“台湾意识”是台湾特殊的历史发展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记意”,这种历史记意是复杂的。其中历史“悲情意识”占有重要地位。“台湾意识”异化为“反中国”或与“中国意识”相对立,认同“台湾独立意识”或“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二是排斥与对抗中国。

尽管对于“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是否等同,存在很大争议,但依笔者观察,过去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但经过岛内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台独”分裂势力的发展与合法化,两者的内涵已趋同,没有质的区别,要讲有区别只是“独台意识”与“台独意识”的微小差异。也说是“台湾意识”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变化性。但就“台湾意识”的概念而言,则是模糊的,是可接受的。

(三)“台湾意识”与台湾社会主流意识

台湾岛内的社会意识众多,多不同角度或面向分析与观察,就有不同的社会意识。社会主流意识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刘红、郭明将台湾主要社会意识归纳为八类,即“祖国意识”、“台湾意识”、“和平意识”、“发展意识”、“民主意识”、“皇民意识”、“反共意识”、“台独意识”等[19]。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更的台湾社会意识,像狭隘的“岛屿意识”、“反中意识”、“忧患意识”、“边缘化意识”等。就与台湾社会、政治尤其是与两岸关系方面而言,当今台湾最主要社会意识就是“台湾主体意识”(“台湾意识”)。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就两岸关系政策的开放与管制而言,开放意识是主流意识,管制是非主流意识;就和平与敌对、战争而言,和平是岛内的主流意识,敌对、冲突是非主流意识;就岛内政治、社会的和解与对抗而言,和解是主流意识,对抗是非主流意识;就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发展而言,“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主流意识,“中国意识”是非主意识。

(四)“台湾意识”对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的深远影响

   “台湾意识”对台湾社会、政治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是深远的。“台湾意识”被完全政治化与工具化之后,台湾政治人物尤其是泛绿阵营将“台湾”严重“神化”,台湾被赋予崇高的政治价值,被“国家化”,“台湾”两字已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挑战,一切思维“以台湾为优先”,一切行动“以台湾为主”。“爱台湾”,“守护台湾”,“天佑台湾”之类的政治口号,就是台湾被神化的典型描述。

“台湾被神化”是“台湾意识”质变的标志与典型,已异化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政党与政治人物依是否“爱台湾”作为检验政治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岛内逐渐形成“爱台”与“卖台”、“台湾”与“非台湾”、“本土”与“中国”的对抗。

在“台湾意识”或“本土意识”高涨下,国民党政治主张向本土化位移,甚至多次要求中国国民党改为“台湾国民党”的提出等,都是“本土意识”、“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发展的结果。

同时岛内将“台湾主体意识”高度政治化,并贴赋予极高的政治价值,结果让台湾陷于严重的政治冲突之中,让台湾岛内对国际化与全球化有一种抵抗与排斥心理,对中国大陆有一种敌视态度,陷在狭隘的岛屿思维,形成锁岛心态,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尽管马英九上台后,具有开放性思维,积极发展与大陆的关系,但仍得极力强调台湾的主体性,一切“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为最高原则。

“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岛内主要政党政治主张与政策思维的重要基础,影响其两岸关系发展政策走向。今天岛内的两岸政策思维与政策走向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岛内“台湾主体意识”的影响与制约。

   “台湾主体意识”已普及化,大众化,要化解“台湾主体意识”中的台湾主体性与台湾独立意识,增进“中国意识”或增进祖国意识,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历史进程。要化解的第一步,是实现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增进双方的共同利益,打破以“台湾为中心”思维,将台湾经济“大陆化”(中国化)。尤其是打破“台湾命运共同体”的迷思,建立“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在文化上,消除“去中国化”的政策,弘扬中华文化,建立两岸共有的中华文明。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2)

 



[1] 李秘,《“台湾意识”论析》,《东亚丛书之九---勇于执守》(台北),第160页,200512月版。

[2] 周青,“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台湾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时事出版社,19886月第1版。

[3] 周青,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台湾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98页。

[4] 陈芳明,政党冤冤相报,让台一去不复返,台湾《联合报》,2008731

[5]曹慧,国民党本土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初探,《转型期的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时事出版社,199111月第一 版。第46页。

[6] 同注5,第39页。

[7] 同注5,第47页。

[8]曹慧,国民党本土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初探,《转型期的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时事出版社,199111月第一版,第39页。

[9] 郑兴,评史明所虚构的“台湾意识”,转引自朱天顺“有关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几点浅见”,范希周,《台湾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6月第一版。第13页。

[10] 澳门《新华澳报》对北京台湾研究论坛会议上有关“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剖析”的评述。2007918

[11] 朱天顺教授在“有关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几点浅见”中对中国意识有详细论述,但认为国民党统治台湾53年间中国意识居于统治地位,则有待讨论。范希周,《台湾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6月第一版。

[12] 章念驰,“台湾主体意识”辩析与构建新型的两岸关系,《中国评论》(香港),2006年第6期。

[13]宋东文,“台湾主体意识”对两岸关系的制约影响与预测, 全国台联于20053月在安徽省举办的“第十二次台湾问题论坛”论文。

[14] 台湾《中央日报》,200636

[15] 褚静涛,“台湾意识”与“台独”,《2005年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200512月。

[16] 李家泉,关于“台湾意识”发展的政经观,香港《文汇报》,20071123

[17] 古远清,略述岛内统派文学家的“中国意识”,《台湾周刊》,2008年第7期。

[18] 19976月,新党“立法委员”李庆华首先发表《我对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质疑》一文,逐步在台湾学界与政界展开关于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李理,“‘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篡,《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2期。

[19] 刘红、郭明,台湾主要社会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分析,《台湾研究》,200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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