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合作机制与经济整合概念的讨论

作者:王建民上传时间:2014-10-09 14:46字号:       转发 打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仅是大陆对台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战略思考与政策方向,提出了推动与促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与制度化发展的重要主张,而且也是两岸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重大议题。然而,何谓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目前不论是官方的政策主张,还是民间学术界的讨论,并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概念使用较为混乱,这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带来一定的困难与障碍。为此,有必要先就有关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的相关概念进行讨论。

一、机制与经济合作机制概念

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首先要对核心概念“机制”与“经济合作机制”进行科学界定。

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机制”的概念使用越来越广泛,但没有明确与统一的定义与内涵。“机制”源自英文的“mechanism”,意指机械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这一概念后来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中逐渐普遍使用,泛指事物内部结构、功能与其运行规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在研究国际政治或经济问题时开始引入“regime”与“institution”概念,即中文的“机制”与“制度”,并逐步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学领域的概念与术语。另外,近年来,部分美国学者主张海峡两岸建构“建立互信机制”或“信心建立机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1],将某种措施也视为机制。可见,中文的“机制”在英文中有不同的表述与义涵,即“mechanism 、“regime”与“Measures”均可被译为“机制”。三者的区别在于:“mechanism”更强调“结构”,“regime”更强调“制度”,“Measures”更强调“措施”。

1983年,美国学者斯蒂芬. 克拉斯纳(StephenD. Krasner)出版《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一书,明确提出“国际机制”概念,其定义为:行为体(Actors)围绕在某一特定国际关系共同利益预期而设立的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2]。随后,国际学术界对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研究中的机制概念颇有争议,也有不同定义。但其核心内容包括了四个组成部分: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中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的规则体系[3]。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行为体就是不同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为了一定的经济合作目标所建立合作协议、规则或规章制度。也有学者认为,经济一体化的机制与模式是指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管理一体化活动的各种组织机构、规范一体活动的各种规则章程,以及处理一体化问题的各种程序体制,甚至包括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种习惯、观念和认同[4]。这些对经济合作机制的定义,看上去似乎完善,但并不能反映复杂的现实经济合作关系。其实,这些定义主要是指狭义的经济合作机制即经济整合机制(Economic Integration RegimeEIR),而非广义的经济合作机制(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ECR)。

广义的经济合作机制(ECR)是一种更为广泛与普通的经济学概念,一切有关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合作的运作规范、合作的方式等均可称为经济合作机制。比如,我们通常将某种经济论坛或经济会议制度也称之为经济合作机制。而经济整合机制(EIR)则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一套完整的经济合作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签署双边或多边正式的经济协议,建立相关制度,达成共同遵守的某些规则。

在上述定义下,广义的经济合作机制(ECR)是非常广泛的。依范围大小可分为全球性经济合作机制(如WTO)、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如APEC)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大湄公河流域开放,GMS);按参加成员可分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双边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按性质分,有超国家经济合作机制、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合作机制、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按简易程度分,有低度经济合作机制,中度经济合作机制与高度经济合作机制。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既有一般国际经济学领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一般规定,也有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特点或特色。在性质上,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国家内部、尚未统一或统一之前两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或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有学者提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就是指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经济领域为了实现互利双赢目标,基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双方共享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预期,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共同确立并遵守一系列双方经济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5]。这一概念虽较有充足的理论基础,论述完善,但过于复杂的概念表述,不利于现实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这只是一种理想性的、高级形态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它否定了初级形态与简易性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简单而言,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从协商与运作角度看,主要包括两岸经济合作的组织机制、协商机制、运行机制等;就两岸经济合作的内容与领域看,有针对不同领域建立的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就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而言,则是指两岸经济整合机制或一体化机制。

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与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或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是指由经济活动本身高度密切关系为基础的若干税区(经济体)经济整体联系性(专业分工合作关系)的增强,但并不依赖于协定或组织保证[6]。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就是指两个或多个经济体为实现经济与产业发展,就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建立的一种合作制度、规范与运作方式,比如两岸金融合作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MOU)、两岸食品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两岸农业合作机制等,均是功能性的经济合作机制。

两岸经济整合机制是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建构机制,是一个发展过程,有低度经济整合机制、中度经济整合机制与高度经济整合机制,而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整合机制与模式。20106月,海峡两岸签署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可视为低度的两岸经济整合机制。

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概念相关的还有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等概念。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过程中,大陆明确提出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与制度化概念与发展目标。

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主要是指改变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不正常局面即“间接、单向”的不对称、不协调发展现状,消除不适当的制度与政策上的特别限制,实现两岸经济关系的直接、双向与正常往来。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直航、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等逐步实现,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的初步正常化或基本正常化。只所以称为基本正常化,是因为台湾方面对两岸经济往来仍实行与其他经济贸易伙伴不平等的特别限制,两岸经济关系仍呈现一种“不平衡与不对称”、“有限直接”与“有限双向”的经济往来。在两会协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过程中,大陆希望在协议文本中写明“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内容,但台湾方面坚决反对,而未能写入,也表明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仍是一个逐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两岸经济关系的机制化(rigemism)与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核心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按惯例或正常逻辑,经济关系正常化是经济合作机制化与制度化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合作机制与经济关系制度化发展是在双方政治关系基本正常化与经济关系正常化基础上实现的。就是说没有政治关系的基本正常化,就不会有经济关系的正常化,更不会有经济合作机制与制度化的建立或发展。海峡两岸的情况则非常特殊,呈现完全不同的发展格局与模式。海峡两岸是在“敌对关系”(政治对立、政治僵局尚未突破)与经济关系尚未正常化或未完全正常化的情况下,两岸就已建立了初步的两岸经济协商机制与合作机制。未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升级与发展也将在两岸政治敌对关系尚未解决与经济关系没有完全正常化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可能同步进行。如果能够实现或一定程度上实现,将打破既有经济关系发展与经济合作理念或模式,将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一个重要创新。

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经济合作框架(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ECF)。经济合作框架与经济合作机制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或规范,有时是具有相同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可以互换使用,但在不同语境下使用则有不同的含义。经济合作框架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的结构安排或总体结构,包括合作的基本原则、方向、目标、结构与规则,但不一定包括具体的合作内容或具体操作办法。经济合作框架有时也可以称为经济合作机制,但经济合作机制概念更为宽范。陈向聪提出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框架,应包括两岸经济合作的原则框架、协商机制框架、运行机制框架、经济机制框架与主要内容框架等[7]。这里机制与框架大致是相同的含义。海峡两岸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就是建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也是一种经济合作机制,主要就未来两岸经济合作的领域、原则、方向、目标、规则与内容等达成共识,签署协议,然后再依据两岸经济合作与发展形势持续完善、推动与落实。

总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凡涉及两岸经济合作长期性、固定性的论坛、会议、协商机构与组织活动等,均可视为经济合作机制,而狭义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则主要是指两岸经济整合(一体化)机制及相关的配套机制。

二、经济整合、经济整合机制与经济共同体概念

狭义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两岸经济整合机制。两岸经济整合机制就是两岸经济整合或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建设。

(一)经济整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整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是同一概念。一般来讲,大陆学术界一般多讲经济一体化,台湾学术界多称为经济整合。但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这两个概念开始同时在两岸交替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特定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概念,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或经济体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所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8]

20世纪5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逐步出现,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早期,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基于地缘利益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更多地是以地理上相邻或相近地区的区域合作形式出现。随着经济区域化、全球化发展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超越了地缘范围,在空间上出现跨地区、跨洲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区域一体化的理论相当多[9],但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区域一体化理论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动因、效应与条件,多是从成员方福利(利益)角度来解释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探讨经济一体化各种形态对成员方福利(利益)的影响,很少关注一体化问题背后的非经济因素、非经济过程与非经济后果[10]

事实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与标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指出,“两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之间,如果存在贸易关系,就可以认为是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又指各国经济之间的完全联合”[11]。罗布森认为,“常被称为‘区域化’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或可定义为:各个独立的国民经济国家之间在体制上组合成为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12]。可见,前者是指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后者是指经济体之间通过体制或制度化建设所组成的经济集团。学术界也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中国大陆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集团是不同的概念,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是指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生活,包括某些规章制度或其某些重要方面,在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逐步发生内在联系而结成整体的过程。所谓一体化实际上是‘整体化’的意思。”“区域经济集团化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或政府间的调节与协商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一旦建立,就会促进集团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为它为集团内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框架和组成形式”[13]

简单来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探讨两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或经济整合问题。对海峡两岸而言,两岸经济整合或经济一体化显然是指海峡两岸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整合或一体化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区域经济理论探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外,在现实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也经常指市场力量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紧密化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与分析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并不是讲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或经济一体化协议的达成,而更多的是指海峡两岸经济之间贸易、投资、人员等往来与合作,或者两岸经济关系的紧密化发展过程。可以说,经济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与经济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经济合作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是指双边或多边任何形式的正式、非正式的经济往来、交流与合作,而经济整合必须是政府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必须建立“超国家机制”或“超政府机制”,实现某些共同的经济运作规则或制度。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制度化发展的核心与长远目标是两岸经济整合或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涉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与联邦主义等诸多经济学理论基础。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模式是重要参考系,但两岸经济整合机制与一体化发展更具特殊性,不能照搬,不能照抄。只有在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与发展,才能开创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

学术界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探讨中,主要是对欧洲一体化经验的理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道路与理论。功能主义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解释为,经济一体化为一种过程,只有从各成员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不断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一体化才有可能“自下而上”逐步完成,公众对一体化的态度也才会日趋积极,因此也是一种对欧洲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的解释。就海峡两岸的现实与经济一体化建设看,功能主义较符合海峡两岸的情况。目前,两岸经济合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理论进行与推动的。同时,交流学派或交往主义对两岸经济整合机制的建立同样有所帮助。该理论较为重视对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的定量分析及其对经济整合的积极意义。其代表性人物卡尔. 多伊奇等通常以国家之间的交易流量如贸易额、旅游人数、通邮件数、电话电报次数等作为变量,来解释西欧国家的整合程度,认为各国间交流量越密集,就越有可能将不同国家整合到接近“社区”或“共同体”(Community)的地步[14]。这也是许多学者观察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以两岸经济、人员等大规模的交流分析两岸经济合作发展。但该理论的最大不足在于,没有制度性安排或“超政府机制”的建立,这种经济与人员交流不会形成一个长效、稳定的机制,随时可能出现逆转。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巴拉萨(Bele. Balassa)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利益相近的国家之间的联合,它包括取消属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歧视性措施,必然导致货物销售的自由市场以及资本、劳动统一市场的建立[15]。这一立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或经济整合的最恰当解释。

结合经济学者对经济一体化的论述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经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准确定义应为:是指世界局部范围内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合作方式,是一种发展过程,具有程度高低之分;既是一种市场化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安排方式。因此,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既是指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市场紧密化与经济合作过程,也是指海峡两岸寻求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与机制化运作的建构过程。

(二)经济整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国际上普遍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重要代表人物巴拉萨的理论。巴拉萨在其《经济整合理论》一书中,将国际经济一体化划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全面经济联盟(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而且呈现逐步发展与升级的过程。但在现实国际经济生活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完全按照这一标准发展,还有更多模式。

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一体化程度及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包括了优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PTA)、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 CU)、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CM)、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 EU)、全面经济联盟等。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包括PSFTAEIUCEPAFTAEIUCU等诸多种模式。

1)优惠贸易协定(PTA)与部分优惠贸易(PS)。优惠贸易协定是指参加协定的成员方进行贸易时相互实施更低的贸易壁垒,即签署协定的各方同意在某些商品上部分消除限制商品贸易的歧视性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这与WTO下相关成员实施部分货物关税减让的RTA协议是一致的,归为“部分范围”(Partial Scope PS)。其中,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定》(2004年)及智利与印度签署的货物贸易协定(2009年)均属于部分货物优惠贸易协定。中国、韩国、孟加拉国、印度、老挝、斯里兰卡等签署的“曼谷协定”(BANGKOK1997年),属于“特惠贸易协定”。

2)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FTA)与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理论上自由贸易区是指WTO成员方之间完全消除限制商品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商品在自由贸易区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大多FTA是“基本消除”限制商品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仍会以其他方式进行适度限制。在WTO框架下,自由贸易协议是指协议双方实施大多数货物关税减让,典型者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订的货物自由贸易协定(1983年)、中国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2007年)等。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的内容已超出理论上的原有范畴,还包括了服务贸易、投资贸易便利化、产业合作甚至环保、劳务等内容。

3)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CU)。成员方之间不仅消除了贸易壁垒,允许商品自由流动,而且各成员方对同盟外的非成员方实行统一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关税同盟主要有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1960建立,1993年复兴)、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991)、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1973)、安第斯协定(CAN1969,复兴于1991)、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1997[16]等。可以说,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关税同盟主要集中在中南美洲及中东欧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

4)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CM)。成员方之间不仅消除了贸易壁垒,允许商品自由流动,而且各成员国对同盟外的非成员方实行统一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允许生产要素在成员方之间进行自由流动。欧盟前身欧共体最典型。目前主要为东南非洲开发共同市场(COMESA1994)与新建的东盟共同市场等。

5)经济联盟(Economic UnionEU)。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成员方之间还在某些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进行统一和协调。目前欧盟是惟一达到这一标准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也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整合案例。

在现实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还有其他更多模式。

经济整合协议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EIA)。若双方协议包括了服务业合作,则在WTO框架下归类为经济整合协议(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EIA)。典型者如中国与东盟签署的“服务贸易架构协定”(2006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署的服务贸易协定(1995年)等。

综合经济合作协议或安排CEPA)。这种区域经济合作包括了优惠贸易协定(PTA)、自由贸易协议(FTA)、经济整合协议(EIA)等在内的、一种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典型者包括中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国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澳新紧密经济关系贸易协议”(Australia 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al Trade AgreementCERTA)、“印新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CECA)、“日新新世纪经济伙伴关系协议”(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for a New-Age Economic PartnershipANEP)与“韩印综合性经济伙伴协议”(CEPA)等。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是一种跨地区的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技术合作等一种更为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且从初期的论坛性质转化为有完整运作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从目前世界范围内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或经济合作协议观察,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名称五花八门,其性质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可以说没有固定模式。

20106月,海峡两岸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基本上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贸易协议(FTA),其主要内容是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经济全面合作,建立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初期核心内容是部分产业关税减让与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准入为主的“早期收获”,属于优惠贸易协定。

1    区域经济一体主要形式及内容*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优惠关税

商品的自由流动

共同对外关税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经济政策的协调

优惠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区

 

   ­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  

 

经济同盟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李红梅(主编),《国际经济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4月第1版,第191页。

*其最高形态则是完全经济整合或全面经济联盟(Complete/full Economic Union),超国家机构的建立与推行单一的经济政策,逐步进入政治整合阶段。

   (三)共同市场与经济共同体

共同市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较高阶段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成。共同市场的核心内容是成员方之间不仅消除了贸易壁垒,允许商品自由流动,而且各成员国对同盟外的非成员方实行统一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允许生产要素在成员方之间进行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或经济整合的较高阶段。海峡两岸也提出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概念与主张,只是目前尚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而是建立较低层次的两岸经济整全机制即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欧盟发展的历程并不完全是依巴拉萨的理论发展的,而是从煤钢共同市场开始,进而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共同体,并没有从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经济共同体。

在巴拉萨的区域经济一体理论及发展阶段中,并没有使用经济共同体概念。那么,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与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有何关系?是否属同一概念?从欧洲共同体发展经验看,共同市场与经济共同体基本上属于同一概念。但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共同体的含义则有很大不同,有些经济共同体有性质是自由贸易区,有些是关税同盟,有些是共同市场。

经济共同体很少有理论论述[17],主要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与实践。欧洲经济共同体始于1951年法、德等欧洲六国在巴黎签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巴黎条约”),决定建立煤炭和钢铁共同市场,取消关税限制,调整运费率和价格,对生产进行共同干预。可见,这里的共同市场与(经济)共同体属同一概念。19527月,“巴黎条约”正式生效,欧洲煤钢共同体宣告成立,揭开了欧洲共同体发展的进程。19556月,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确立了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基本设想和目标。19572月,六国代表通过《斯巴克报告》,制定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草案;同年3月签署《罗马条约》,195811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19654月,根据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三个共同体的机构合并为欧洲共同体。196771,《布鲁塞尔条约》正式生效,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正式成立。

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的发展历史看,应是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可借鉴的重要经验与模式。就两岸经济整合机制观察,未来两岸经济制度化建设主要是建立两岸经济整合机制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整合机制即两岸经济共同体,实质就是建立两岸统一大市场。

海峡两岸经济整合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海峡两岸签署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无法完全套用现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发展阶段,大致属于优惠贸易区性质,也是一种特殊的FTA(自由贸易协定),依框架协议内容,后续协议完成签署后,很可能发展成为两岸自由贸易区,进入巴拉萨理论的第一阶段。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安排中,相对应的两岸经济制度化建设或高层次的两岸经济整合机制目标应是两岸经济共同体。两岸经济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也不排除两岸文化共同体、两岸军事安全共同体等其他领域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但不是本文研究的领域,不在此讨论。未来也不排除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合并为两岸共同体,或不同领域的共同体与两岸共同体的同时建设。经济共同体之后的两岸经济联盟则是国家统一之后的目标,但也不排两岸经济联盟与政治整合(统一进程)的同步进行。

台湾知名学者张亚中教授既于“政治统合”目标提出建立两岸共同体。他认为共同体具有“社区”与“社群”含义,只有具有“超国家与跨政府”的组织出现,才属“共同体”的性质。因此两岸在社会经济事务上早已“整合”,也已形成一个两岸的“社群”,但是由于并没有“超两岸机制”(类似欧盟执委会、议会、司法)与“超两岸政策”(类似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单一市场与欧元等),两岸还没有进入“统合”阶段[18]。不过,依欧共体经验,欧洲建立经济共同体时,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而只是一种国家间的部门合作组织。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没有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而且是直接进入特殊经济共同体(煤钢共同体)阶段。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内容则包括了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的部分内容,可以说是交叉进行的。

从上述分析观察,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但核心任务或国家统一之前的发展目标是建立两岸经济共同体这一较高阶段的两岸经济整合机制。

参考书目:

1.李红梅(主编),《国际经济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5月第1版。

2.俞新天、周忠菲、赵念渝(主编),《全球化与两岸关系新发展》,经济导报出版社,20067白月初版。

3.冯雷(主编),《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月第1版。

4.唐永红,《两岸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区域一体化理论视角》,鹭江出版社,200710月第1版。

5.李建平,李闽榕,林卿(主编),《海峡经济区发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月第1版。

6.陈德照、安和芬,五鼎咏,《世界三大经济圈》,世界知识出版,19962月第1版。

7.杨荣珍(主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精编》,人民出版社,20011月第1版。

8.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200111月第1版。

9.宫占奎等著,《APEC动作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月第1版。

10.孟夏著,《亚太区域贸易安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月第1版。

11.张亚中(著),《两岸统合论》,台湾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8月初版。

12.张亚中(著),《全球化与两岸统合》,台湾联经出版社,20034月初版。

13.吴新兴(著),《整合理论与两岸关系之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8月初版。

14.朱敬一(主编),《ECFA——开创两岸互利双赢新局面》,台湾财团法人两岸交流基金会,20097月初版。

15.蔡学仪(著),《两岸经贸之政治经济分析》,台湾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8月初版。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



[1] 李志德,“史坦伯格鼓励两岸建构信心机制”,台湾《联合报》,2009926。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表态支持建立两岸互信机制(CBM),《台湾周刊》,2010年第13期。

[2] 刘舸、张三南,《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3期,第28-32页。

[3] 刘舸、张三南,《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3期,第28-32页。

[4]唐永红,《两岸经济一体问题研究—区域一体化理论视野》,鹭江出版社,2007年月10月,第88页。

[5]刘舸、张三南,《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3期,第28-32页。

[6] 两岸经济制度性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2007年青年项目。

[7]唐永红,《两岸经济一体问题研究—区域一体化理论视野》,鹭江出版社,2007年月10月,第26页。

[8] 孟夏,《亚太区域贸易安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2月第1版,第41页。

[9] 包括联邦主义一体化理论、功能主体一体化理论、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交往主义一体化理论、政府间主义一体化理论、建构主义一体化理论等。

[10] 唐永红,《两岸经济一体问题研究—区域一体化理论视野》,鹭江出版社,2007年月10月,第49页。

[11] 约翰. 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2] 彼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戴炳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3] 陈德照、安和芬、王鼎咏,《世界三大经济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2月第1版,第65页。

[14] 吴新兴,《整合理论与两岸关系之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8月第1版,第29-30页。

[15] 转引自刘力、宋少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新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页。

[16]李红梅(主编),《国际经济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4月第1版, 193-195页。

[17] 英国学者彼得. 罗布森用一体理论分析共同体(Community)的一体化含义,认为共同体最主要的特征是指将某经济职能和某些经济手段,指派给同盟或者共同体,并在同盟或共同体层面上运作,而不是在成员间层面上运作。

[18] 张亚中,《共同体:两岸统合与第三宪的梁柱》,香港《中国评论》,第1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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