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差异与面临的同共挑战

作者:王建民上传时间:2014-10-09 15:25字号:       转发 打印

     台湾与大陆社会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台湾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社会开放程度高,公民参与社会化程度高,城乡社会一体化程度高,城乡差别小,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特别是较为顺利地过度了“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大陆正处于“工业化社会”迅速发展时期,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城市化程度低,城乡差距大,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同时刚迈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社会阶层结构正处在中产阶级迅速上升时期。尽管如此,海峡两岸社会发展也面临不少相同或类似的问题与挑战。海峡两岸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交往与交流,以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与社会融合,实现两岸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一、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差异

    近代以来,台湾与大陆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与轨迹,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了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造成当今海峡两岸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等存在明显差异。

    (一)海峡两岸社会发展阶段之差异

    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台湾是发达社会,大陆是发展中社会;台湾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大陆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台湾经济现代化起步早,可追溯到清代刘铭传治理台湾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现代化的发展。战后,台湾经济在经历短暂阵痛之后,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步入工业化发展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即大约经历了30年的工业化进程,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时期。依台湾统计,1993年,台湾工业值产值比重首次降至40%以下,2011年为29.8%(其中制造业为25.1%);服务业产值于1995年超过60%2011年为68.4%[1],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可以说,台湾已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

大陆工业化发展过程曲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间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大陆工业化进程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程阶段,农业就业人口持续向城市与工厂转移,工业产值比重比例依然偏高,仍是主导产业;服务业虽然呈现较快发展势头,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依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服务业产值虽然首次超过工业,但此后十多年,工业产值与服务业产值比例交替变化。2012年,工业产值占45.3%,仍居第一位;服务业产值为44.6%,农业产值接近10%[1]     2013年第1季度服务产业再次超过工业)。不过,大陆服务业产值比例要达到70%以上,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还需要较长时间(有专家预计在2020年前后),表明大陆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约较台湾晚30年左右时间(北京则已迈入后工业化社会,正式说法是“北京已形成服务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格局”。1994年,北京服务业产值比重为4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998年超过60%,较台湾仅晚三年;2012年达到76.4%,已高出台湾服务业产值比例[2])。

总体上讲,大陆是“发展中社会”,台湾是“发达社会”。海峡两岸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与差异,决定了海峡两岸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矛盾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目前台湾处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与民生问题更为突出的又一次社会转型时期,陷入“民主陷阱”的发展困境(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台湾的中上收入困局”,认为台湾陷入“中上收入困局”,即虽有民主体制,但近年经济增长缓慢,民众不乐观);大陆则从“温饱型社会”(基本实现小康)向“发展型社会”(中等收入)转型时期,处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的发展阶段[3]。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发展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4]。这一论述提出了现阶段与未来较长时期大陆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海峡两岸城乡结构与城乡发展之差异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发达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城市人口超过70%,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接近,是两大关键性指标。海峡两岸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台湾与大陆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城乡结构有很大不同。

台湾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起步早,城市化发展程度高,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于1980年超过70%(进入工业化社会中期);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程放慢,但城市人口比例仍持续上升,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80%,目前约为87%(目前北京市为86%)。以城市人口密集度观察,台湾38个大中小城市的面积约占台湾岛总面积的7.09%,人口却达1240万人,占了台湾总人口的56.7%。目前台湾农村人口少,只有约3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3%。尤其是台湾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城市结构合理,特大城市少,中小城市密集,城乡差别小,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

大陆城乡结构较为特殊,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城市化程度低,长期以来城市化发展迟缓。依统计,1981年,大陆城市人口比例才突破20%1996年只有30%。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比例出现较快上升态势,大陆逐渐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依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城市人口达到6.9亿人,城市人口比例首次突破50%51.3%[2]2012年超过52%。不过,与台湾或发达经济体相比,大陆农村人口规模仍然巨大,接近总人口的半数,城市化水平依旧偏低,与台湾城市化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大陆庞大的人口规模与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大陆城市化发展,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与特殊的城市化特征,即部分城市人口与居民身份脱节。大陆城市化水平接近52%,是依城市常驻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若以户籍计算,城市化率只有36%[3],就是说一部分“被城市化”的市民生活在城市,但仍是农村户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购房、子女教育等权利,使得大陆城市化水平存在可议之处。

同时,大陆城乡社会一体化程度低,城乡差别显著,还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村农民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有较大差距,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少,起步晚,尤其是历史上形成的户籍制度成为大陆城乡一体化与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一大难题。据统计,1978年,大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2002年超过3倍;2009年以来,由于大陆采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据统计,2012年,大陆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69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7917元,分别只有前者的29.4%;即使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对比计算,农民纯收入也只有城镇居民的32.2%[4]

目前,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已成为大陆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城市化将步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对未来大陆社会发展影响重大,需要做出科学评估,稳步推进。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也提出,“在新形势下破除城乡二结构、加快农村小康建设,不能简单地走过去的老路,必须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长效机制,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努力形成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5]

    (三)海峡两岸社会阶层结构之差异

    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与相关社会制度等均有密切关系。海峡两岸的社会阶层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前几年,日本学者最先提出日本出现M型社会发展趋势,并推广到台湾,即中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与人数减少,中下层群体上升,顶尖富人群体更集中。但就实证研究发现,台湾并没有出现典型的M型社会发展趋势。中产阶级人群仍呈现上升趋势,只是上升速度放慢,中下层或劳工阶层一直是台湾最大的社会群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工业化迅速发展与社会管制的逐步开放,中产阶级迅速兴起,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劳工阶层比例显著下降,中产阶层迅速增加,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阶层。依台湾就业者职业分类初步估算,1978年到2008年,台湾中产阶级人口从120万人增加到463万人,占就业人口比例从不足20%上升到44.5%,显示中产阶级在台湾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下层阶级主要是普通劳工、农民、摊贩、中低收入户等,其基本特征是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在每个阶层内部也存在差异。中下层阶层主体是劳工阶级,主要包括在生产一线的体力劳动者、机械设备操作工、服务工作人员及售货员、公务机构中的技工、工友、司机,党政雇用的工作人员等,约520万人,占台湾地区劳动力人口的52%[6]。如果按就业者的职业观察,服务工作人员及售货员、农林渔牧工作人员、生产及有关工人与机械设备操作工等视为劳工阶级。1978年到2008年,这一劳工阶级人口呈现了增长——下降的过程,1978年达到500万人(502万人),1988年接近600万人(597万人),2008年为557万人;劳工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则大幅下降,从1978年的80.6%降为2008年的55.5%,从另一面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大陆社会阶层结构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农民群体庞大,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一部分农民群体进入城市,构成一个“移动农民工群体”。依统计,2012年,农民工人数达26261万人,相当于11个台湾地区的人口。另一方面,大陆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日益普及,民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以知识精英、企业管理阶层与以民营企业主等为主的中产阶层获得新的发展,也即所谓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另外,大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极少数集中了大量财富的顶级富裕群体,社会分化日益明显。

那么,大陆有多少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因认定标准不同(收入、职业、消费水平、社会地位等),仍是一个难以准确估算的问题,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答案。2005年,国家统计局依据“国际标准进行换算”,完成对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定义,家庭收入在6万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群,为中产阶级。依此计算,2005年大陆中产阶级为6550万人[7]。在今天看来,家庭收入超过6万元人民币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显然过低。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报告称中国大陆有8亿中产阶级,并将在2020年超越10亿,显然有扩大之嫌,无法获得认同。有学者研究认为,大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占总人口的23-25%,规模约3亿人,并认为与发达国家同等阶段相比,中等收入群众比例明显偏底(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的中产家庭比重达60%以上)[8]。笔者估算方法如下:大陆城市人口6.9亿人,减去2.6亿城市农民工,有4.3亿实际城市人口,其中约一半为中下市民或职工,则中产阶级约为2.2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7%;再加上估算农村有5%的中产阶级人口,约3000万人,合计有2.5亿中产阶层,约占总人口的19%。显然,就总体社会阶层结构观察,大陆中产阶级人口比例仍相对偏低,农民及农民工、城市普通职工等是最庞大的社会群体,仍属于中下层社会群体与弱势群体,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但值得注意是大陆社会阶层固化与定型化现象日益明显。近年来,大陆农村学生放弃高考现象增加,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下降,如进入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从三成降至一成,农村青年“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减少,底层上升渠道变窄,造成所谓的“社会阶层固化”趋势。

在海峡两岸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下,台湾社会的稳定与否,中产阶级是关键;大陆的社会稳定与否,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庞大劳工阶层是关键。

(四)海峡两岸社会政治制度与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之差异

海峡两岸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台湾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行的是有“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制度相关,大陆在政治上建立并实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政治体制是以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走的是群体路线,实行的是“协商民主”;台湾建立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实行以直接选举为核心的多党政治制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各有利弊,与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台湾对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有认同感与优越感;大陆也对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有自己的认同感与优越感。大陆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重新获得越来越多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认识与肯定。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发表评论指出:“对岸专制的中共政权,党外虽然无民主,党内则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集体领导的政治局做决策,也和西方内阁或总统制一样做精英决策,但依赖广设在各级机关的智库,由下而上汇集来资讯和知识,这样的过程保证了近20年来,在财经决策上稳定而优良的品质,硬是远远地把台湾比了下去”[9]。这一论述,值得反思。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缺陷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开始反思与检讨西方民主制度;同时开始重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海峡两岸公民社会内涵与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戒严体制”的结束,台湾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政治转型与发展时期,社会日益多元化,民间社会组织迅速增加,公民意识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与参与政治活动日益普遍化,目前台湾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到2010年,台湾各级职业团体为5209个,各级社会团体达35426个,合计超过4万多个,平均575个人就有一个社会团体。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形成台湾较为显著的“小政府、大社会”框架,即政府的功能与角色地位相对下降,民间社会治理角色增强。

相对的,大陆社会发展、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大陆公民社会发展起步晚,还不够成熟,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不可否认,大陆已逐渐进入公民社会发展初期,公民参与意识明显提高,民间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社会组织达到49.2万个[10]NGO与民间志愿者组织的迅速发展与规范化,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有了新的发展[11]

公民社会并不完全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或者政治运动、政治对抗,而是更广泛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并发挥公民对政府的社会监督作用。当前台湾有过度强调公民社会政治参与及有过度政治化的趋势,引起部分学者的反思。台湾媒体发表文章认为,“活络的公民社会是台湾的资产,但公民社会并不是纯然以非政府组织批评政府、挑战公部门、示威抗议为已足,它仍有为民间社会解决问题的积极意义与功能,对两岸来说,这都是可操作的正面角色”[5]。这是较为客观的论述。

台湾更强调公民社会的公民政治权利、民主参与、政治参与等;大陆更强调公民社会民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权与参与权,更强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而且强调从基层参与做起,逐步扩大范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体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展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平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12]。可见,海峡两岸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公民社会的理念、认知有所差异与不同,在社会治理上也有明显不同。大陆讲的社会治理、社会管理,更强调大陆特色的“人民民主权利”,重视社会层面尤其是社区、基层与公益事业的自主管理。与台湾更强调政治民主、民众政治参与有所不同。

台湾社会管理较为成熟,制度较为健全。大陆社会管理起步晚,制度不健全,发展滞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政府职能进行了明确定位,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功能。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社会组织作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同样提出来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者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可见,新世纪之初,大陆就开始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健全社会组织与增强社会公共服务,并逐渐取得进展。大陆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强调“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这是大陆特色的社会民主参与方式。

公民社会发展与人权观念、人权保障有密切相关。联合国把人权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人权叫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类人权称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两类权利作为人类的基本权利受到世界普遍的肯定和承认。海峡两岸的人权观念都在发展之中。大陆也在积极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已签署批准并已加入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充分说明大陆认同人权概念,重视人权发展,尤其是更重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更重视发展权、生存权,与西方过度依自己的标准定义人权尤其过度强调政治权利有所差异。

(五)海峡两岸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社会矛盾之差异

台湾与大陆社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以及政治社会体制的差异,面临的社会发展矛盾与问题不同,存在显著差异。

台湾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有: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民生问题突出;民粹主义泛滥,个人权益至上,局部利益重于整体利益,社会缺乏共识;重公平轻效率,存在平均主义与左倾化现象;合作主义精神缺失,在台湾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不能同心协力,难以同舟共济;政府信任危机,民众不相信政府[13],对政府抱怨强烈。

当前台湾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有:蓝绿矛盾及蓝绿政治对抗造成的社会撕裂与社会对立,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政治权力之争与政治斗争严重制约着经济改革与进步;民主与效率的矛盾,这是政治与经济矛盾的另一种表现,民主的权力制衡造成“民主僵尸”,制约行政效率、施政效率,影响经济发展;政治执政能力与民众日益增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等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民众社会发展期待高,不相信政府,政府施政得不到民众支持;经济发展与环保的矛盾,环保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当今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是什么?是统独矛盾、政经矛盾、官民矛盾、还是蓝绿矛盾?依笔者判断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今天台湾社会的其他诸多矛盾,都与这一矛盾相关,甚至是这一矛盾的延伸。张灿洪(前台南市长,开创台湾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撰文写到:在台湾,“讨论问题前,要先分清颜色,台湾社会早已陷入‘有立场没是非,有党派没对错’的激端对立”,“台湾当前的政治乱象:蓝绿严重对立,社会不断撕裂,政府持续空转。历次的民调也都显示,有50%以上受访民众认为:‘政党恶斗是台湾当前最大的危机’”[14]。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尊重包容,理性沟通,诚实信诺,正面竞争,扩大共识。他进一步提出警告:“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与中国崛起的压力,台湾社会倘若政争不断,无法团结,分裂的房子无法立足,撕裂的国家无法前进,台湾必输无疑。”也可以说是强调台湾蓝绿政争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

大陆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信任危机;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民众生活压力增大;大都市过度扩张,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件、群发性事件增多。同时,大陆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困惑。2012年,大陆人均GDP6000美元(2011年为5432美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段,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

大陆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在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政治改革之间的矛盾;城市化快速扩张与公共资源高度集中城市,与农村社会空洞化、人口老化、儿童留守化、文化精神荒芜化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那么,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是什么?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概念的哲学性强,较为抽象,但基本上回答了现阶段大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他诸多主要社会矛盾可以说都是这一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延伸或演化。

二、海峡两岸应对社会发展主要问题的策略之异同

海峡两岸社会发展虽然有诸多差异与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存在不少共同布景的问题与挑战,均倡导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均重视改善民生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均致力于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均共同推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

(一)海峡两岸均将解决民生问题置于重要执政地位

妥善解决民生问题成为海峡两岸的重要共识,均放在施政的重要地位。民生问题成为当下台湾当局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一切施政方针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是近年来台湾当局最重要的社会政策。新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在首个施政报告中将“扶助弱势群体,实现社会正义”作为一部门专门论述。大陆也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将民生问题置于施政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共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可以说,民生安,则社会安;社会安,则政治安。海峡两岸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有相互借鉴与学习的必要。

(二)海峡两岸均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状态成为海峡两岸共同面对的挑战,也是海峡两岸的重要共识。台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是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曾很好地解决了贫富差距问题,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上世纪80年代后,台湾贫富差距开始持续扩大,2010年,基尼系数为0.342,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数为6.19。这一贫富差距指标在国际上仍属较平均的水平,但在台湾内部则普遍认为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当然,台湾实际财富差距较上述两个指标要严重得多。依2011年综合所得税收入统计,前5%家庭平均年所得为463.5万元新台币,是后5%家庭所得的96.5[15],这一所得差距创历史新高。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也有恶化趋势。2010年,城市(都会区域)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比值为117.3,而东部与南部各县市分别只有75.679.8[16]

同样,大陆贫富差距扩大态势明显。20129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基尼系数为0.2752010年达到0.438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以每年0.1个百分点增长,目前已接近或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有民间学者分析,大陆基尼系数超过0.5,五等分位差距倍数为8.392005年)[17]。这两个指标在世界上均属于较贫富差距严重现象,仅好于拉美地区等少数国家。同时,大陆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明显。大陆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10%人群与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1.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

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成为海峡两岸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并均采取相应政策。20108月,台湾“行政院”成立“改善所得分配专案小组”,2011年提出并批准“改善所得分配具体方案”,采取短期、中期与长期三阶段七大策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大陆方面,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不公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同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步共同富裕道路”,“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是大陆方面对改善民生、增加居民收入与解决贫富差距方面的重大指导原则。

(三)海峡两岸共同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发展

老龄化社会发展成为当前海峡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挑战。台湾与大陆均进入老龄化社会发展阶段。1993年,台湾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迈入老年社会;2010年,台湾人口老化指数(65岁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比率)为68.64%2008年,台湾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10.43%(超过7%步入高龄化社会,超过14%属于高龄社会,超过20%属于超高龄化社会)[18],预计2017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14%,成为老年社会。就是说台湾已步入高龄化社会,还不属于高龄化社会。2012年,台湾平均寿命为79.5,其中男性平均寿命达76.2岁,女性达83岁,进入先进社会行列。

大陆人口规模庞大,过去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政策实行四十多年后,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大陆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拐点上”(一是刘易斯拐点;二是老龄化拐点;三是城镇化拐点[19])。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人口老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还面临养老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据研究,2013年,大陆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然2亿大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此后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快,在21世纪中叶将达到老龄化峰值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30%以上[20]

应对老龄化社会发展、谋求应对之道、减少负面冲击,是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解决的重要目标。

(四)海峡两岸均非常重视解决就业压力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

失业问题是当今许多国家或地区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2012年全球有1.97亿人失业,其中15-24岁的青年失业人数达7400万人。联合国劳工组织ILO最新发布的“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显示,目前已开发国家或地区有35%的失业青年待业超过半年。海峡两岸也不例外。尽管台湾与大陆的失业率并不算高,2012年,台湾失业率为4.24%,大陆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6%,但两岸就业压力偏大,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高,就业率偏低,是海峡两岸共同面对与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海峡两岸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均不约而同的出现了高度教育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台湾高校从上世纪80年代的40余所增加到目前的160多所,大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同时,台湾硕士与博士生人数也大幅增加,分别从2002年的12.2万人与18705人增加到2011年的21.8万人(2012年开始降为18.3万人)与33686人(2012年降为32731人)。研究生增加的另一诱因是就业难,许多人选择继续深造,所以出现“博士满街跑”的现象。于是在台湾出现庞大的“尼特族”(NEET,未就学,未就业,未职训的15-29岁的青年),其中许多成为“啃老族”。2007-2012年,台湾尼特族数量每年保持在47-65万人左右(2012年为47.3万人),相当于每10个青年人中至少有1个是尼特族[21]2012年,台湾青年失业率高达12.66%。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日前提出“严师高徒计划”、“产业学院计划”、“职能基准与能力鉴定计划”与“产学训全作训练计划”等,努力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大陆没有尼特族的研究与报道,但类似的青年群体依旧庞大,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滞留在家,成为典型的“啃老族”。日前北京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到2013410,大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只须35%,硕士生签约率只有26%,就业问题成为大陆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教育,加强职培训,促进青年就业,成为海峡两岸社会发展的重要共识之一。

(五)海峡两岸在寻求解决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问题上存在共同认知

海峡两岸共同面临群体利益博弈问题日益突出。不论是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的台湾,还是正处于工业化迅速进程中的大陆,虽然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时期,但社会日益异质化与多元化,均面临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冲突问题。

当今台湾社会的利益博弈问题非常严重,对于当局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只关心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或本群体利益是否受损,而不关心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关心台湾整体社会发展。当局的任何重大经济社会改革者,如油电价调涨、国民年金改革、证所税改革、“十二年国教”等,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主张,既得利益群体会强烈反对,意见分歧,让台湾的改革非常困难,阻碍社会发展。

大陆经济改革也步入“深水区”,利益固化与利益博弈问题越来越突出。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走过集体至上的时代,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的迷宫,每一件事都面临不同的利益选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纠葛,格外明显。“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让权力与权利对话,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6]。这一分析不仅适用以当前的大陆,也适用于当前的台湾。以协商方式,通过制度化建立,求得相对利益均衡成为两岸社会发展与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重要认知。

另外,海峡两岸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管理、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主张与共识,需要海峡两岸加强社会领域的广泛接触、交流、交往与合作,促进海峡两岸的社会和谐与社会融合,以实现海峡两岸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台海研究》,2014年第1期)



[1] 2012年,台湾服务业占GDP比重为68.5%,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为58.8%;但若将营造业纳入,则分别达到71.34%66.54%。廖珪如,“服务协议,未见部会冲击评估”,台北:《工商时报》,2013528

[2] 朱竞若,余荣华:“服务贸易:新引擎,大未来——第二届京交会成果盘点”,北京:《人民日报》,201363,第14版。

[3] 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事关改革的深入推进”,北京:《中国国情国力》,20135月,第10-12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0页。

[5] 罗志军,“在率先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北京:《求是》杂志,201311月,第9-11页。

[6] 周大计,“对岛内劳工阶层的若干观察”(M),北京:《台湾民情》,2011-1-2期,第34-40页。

[7] 胡贲,“中产阶级在中国最难定义”,广州:《南方周末》,201184

[8] 高汉,“扩大内需,急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北京:《人民日报》,2013617,第7版。

[9]旺报社评,“借助大陆经验,推动政治再转型”,台北:《旺报》,201365C5版。

[10] 邓琦、郭少峰,“社会组织增3万个,捐赠量反降17%”,北京:《新京报》,201361A21版。

[11] 20131月台湾《东亚研究》专门刊登了“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专刊”,介绍大陆公民社会研究与公民社会发展状况。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版,第27页。

[13] 台湾“群我伦理关系促进会”公布2013年台湾社会信任调查,民众最不信任政府,对马英九的信任度还不如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其中为信任的倒数前三名为政府高官、民意代表与房屋中价,前三名为家人、医生与老师。王茂臻,“台湾民众最不信任政府高官”,台北:《联合报》,201361A14版。

[14] 张灿洪:“台湾民主的现状、未来和愿景”,台北:《台湾国家政策学刊》,第5期,20117月,第5-8页。

[15] 于国钦,“诚实面对贫富差距”,台北:《工商时报》,2013611A6版。

[16] 台湾“经建会人力规划处”:“均衡所得分配,缩短贫富差距”——改善所得分配具体方案,台北:《台湾经济论衡》,2012年第1期,第15-79页。

[17] 台湾“经建会人力规划处”:均衡所得分配,缩短贫富差距——改善所得分配具体方案,台北:《经济论衡》,2012年第1期,第15-79页。

[18] 《中华民国经济年鉴》(2009),台北:台湾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4月。

[19]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No.1——城市新移民的兴起》青年蓝皮书。

[20] 刘守序,“站在‘拐点’上的一代”,北京:《金融时报》,2013621,第9版。

[21] 李昭安,“47万尼特族类,台湾沉重负担”,台北:《联合报》,2013527A6版。



[1] 中国国情国力》,20131-5月。

[2] 闫龙、赵健彬,“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轨迹与展望”,北京:《中国统计》,20135月,第17-19页。

[3] 《时代周刊》,2013510-16日。

[4]闫龙、赵健彬,“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轨迹与展望”,北京:《中国统计》,20135月,第17-19页。

[5] 旺报观点:“民进党逢中必反如何谈结盟”,台北:《旺报》,2013515A14版。

[6]杨国英,“官方告别傲慢,民间驱散‘偏见’”, 《时代周刊》,2013510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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